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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年版《武经总要》的插图十分精美，是了解古代军事技术的重要资料。
1624年版《筹海图编》书影。在这一页的最上方，读者可以清晰看到“钓鱼屿”的字样。
提起中国古代的兵书，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蕴含着深邃的战略思想，它不仅为我们中国人所重视，也漂洋过海传播到了日本、西方，得到了国外学者与军事爱好者的关注。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末期的齐国人孙武，他曾向吴王阖庐进献兵法十三篇，吴王要求测试孙武的带兵之才，考察他是否只有纸上谈兵的本事。孙武带兵以严明的纪律为先，执行军纪毫不顾及他人情面。他认为：“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带兵之将应首先向兵士申明纪律，申明清楚后，对不能严格执行纪律的兵士，应当予以惩处。
孙武进献的兵法便是今天我们熟知的《孙子兵法》，现存最早的该书注文同样出自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之手，他就是曹操。曹操盛赞《孙子兵法》道：“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着深矣！”1972年考古学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挖掘出了一批汉代竹简，其中便有《孙子兵法》和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先秦称“孙子”者，除孙武外，还有战国时代齐威王的谋士孙膑，他是孙武的后代。田忌赛马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而想出获胜之法的正是孙膑。孙膑也著有兵法，只是失传已久，幸赖考古学者与文献学者的辛勤之功，我们竟能在其失传一千多年之后再次读到《孙膑兵法》。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兵书，其实中国古代的兵书还有很多，下面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其他的几种兵书。
提起《黄石公三略》，可能许多读者都会感到陌生，不过黄石公却与另一位我们熟知的人物有关系，这便是汉代的开国功臣张良。司马迁在《史记》中讲述张良的早年经历时提到，有一天，张良走在一座桥上，有一位老者走到张良身旁，将自己的鞋扔到桥下，并对张良说：“小子，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又惊又怒，本想拳脚相加，以其年老而作罢。他将鞋从桥下捡上来，并按照老者的命令，为其穿好了鞋。老者要求他五天后的早晨还在桥上相见。张良五天后到约定地点时，老者已先他而到。老者对他说：“与长者相约，怎么能够晚到呢？”于是他要求张良五天后再来，虽然五天后的鸡鸣时分，张良便起床赴会，老者却还是先于他到达。又过了五天，张良夜半就守候在桥上，老者见之，欣然将一卷兵书送给了他，并说：“十三年后你到济北时，谷城山下的黄石便是我。”老者送给张良的兵书是《太公兵法》，张良经过认真研读，成为了刘邦身边杰出的谋士。
也许是因这样一段传奇的存在，后世便有人托黄石公之名创作出了《黄石公三略》，此书在《汉书·艺文志》中不载，而在《隋书·经籍志》中却有记载，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认为此书应是魏晋以后所作的。
《黄石公三略》共三卷，分为上略、中略、下略。它开篇即讲如何做好一个主将：“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败家，失人也。”身为主将，首要的是得民心，唯此，有才之士才会纷至沓来，献计献策。而如何才能得民心呢？《黄石公三略》突出一个“德”字，这也是贯通全文的一条线索。
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官修兵书诞生在宋代。宋仁宗深恐自己的将领“鲜古今之学”，即对古今战史、战法等不够了解，以致不能克敌制胜、接续前辈的功业，遂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工部侍郎丁亮等人编撰《武经总要》。该书历时五年撰成，书成之后，宋仁宗亲为作序。
我们前面介绍的兵书篇幅都不长，而《武经总要》的篇幅却可以用“洋洋大观”来形容，它分为前后两集，每集均有二十一卷，共计四十二卷。前集分为“制度”和“边防”两部分，主要记述了宋朝的各项军事制度、作战方法及边疆形势、应对策略等；后集分为“故事”和“占候”，主要记述了历代用兵故事和预测气候、吉凶的方法。《武经总要》中有许多兵器、营阵的精美插图，可以说这些插图为我们了解古代军事制度提供了一条最直观的路径。
还有一点应当说明的是，宋神宗还颁布了《武经七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由官方颁布的军事教科书。它是七部古代兵书的合称，也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之所在，这七部书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孙子兵法》《太公兵法》（又称《六韬》）《黄石公三略》（简称《三略》，常与《六韬》合为一书）外，还有《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
明代后期是兵书大量产生的时代。历史学者李伯重先生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中写道：“明代兵书数量之多，为中国各朝之冠，其中大部分又出自16世纪、17世纪。”这与明代后期倭寇的屡次进犯、北方边疆形势的波动有密切关系。
在对敌作战中，火器已经成为明代军队最重要的武器，与一些人认为明代火器落后于西方的观点不同，李伯重先生认为“到了16世纪、17世纪，西欧火器技术传入，中国对此积极引进并加以改进和创新，使得中国火器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从而与西欧的水平大体相当，使得中国和西欧成为当时世界上军事技术最发达的两个地区。”
明代兵书中记录火器者甚多，其中何汝宾的《兵器》中的《西洋火攻神器说》一章，“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火炮技术的专著之一”，后来此章在1799年译成了日文，对日本产生了影响。
在本文最后，笔者还想介绍一下明代一部与海洋有关的兵书，这就是成书于1562年的《筹海图编》。此书是由当时巡按浙江的胡宗宪主持编写的，其编纂目的即在有效应对倭寇进犯。胡宗宪麾下可谓人才济济，不仅有戚继光、俞大猷这样的名将，其中戚继光也撰写了一部兵书——《纪效新书》，而且还有郑若曾这样的布衣学者。
郑若曾受胡宗宪委托，编写了计有十三卷的《筹海图编》。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部书用专章讨论了倭寇的产生、他们习惯的作战方式，并且在总结历次大捷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解决倭患的方法。《筹海图编》还是一部重要的海防地图集，它包括了一百多幅地图，如广东、福建、浙江、直隶（此处指的是南直隶，即今江苏、安徽、上海一带，明代还有北直隶，即今河北、天津、北京一带）、山东、辽东沿海山沙图、沿海地区州府城池图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尤其应当提及的是，该书卷一的《福建沿海山沙图》中描绘了钓鱼岛的轮廓，并将其称为“钓鱼屿”，这是明代将钓鱼岛等岛屿作为中国领土纳入海防区域的明证。（陈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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