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 帆 “天津英租界”（ British concession in Tientsin，BCT），一个浓缩了中国近代史的概念；“戈登道27号”(No.27 Gordon road)，一个富有时光感的旧时地址。当二者一起叠加在“1937”的历史天幕之上，却成为一段清华抗战秘闻的代名词。 一、清华天津同学会在哪里 从1911年清华学堂开始，清华建校已经超过114年，而成立于1913年的清华校友总会几乎与清华同龄。从1920年代初期开始，清华毕业生集中的华北、上海、广州等地开始建立同学会分支机构，清华天津同学会由此应运而生。 在1933年、1937年清华大学编发的《清华同学录》中，天津同学会的地址都是“天津英租界戈登路27号”。这是今天能看到的清华校方早期记载。 英租界地块及道路示意图（红圈处为戈登道） 在早期清华校友的“天津”记忆中，“戈登路”或“十三号路”屡有出现。天津英租界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租界内部共有74条编号道路，其中十三号路对应的名称是“戈登道”（亦称：戈登路），因此二者表示的是同一条道路。 （一）清华政治系教授浦薛凤的回忆 1937年8月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在北平的清华教授分头前往。1937年10月14日，浦薛凤（1900-1997）等人同路赴天津乘轮船南下。他在后来回忆录中记载，“黎明即起……至前门车站。车开后每站必停，幸坐头等，未盘问，未检查。黄昏时候，车抵天津车站（共行九小时）。……大缜在站外相迎。遂雇车至法界六国饭店。随即结伴到紫竹林夜膳。……晚饭后到英租界十三号路廿七号访企孙，尚卧床修养，病况尚未痊退”。 （二）清华外文教授吴宓的回忆 吴宓（1894-1978）在1937年10月26日，曾从北平专程赴津，探望因病滞留的叶企孙，并商讨去长沙任教的事宜。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下午2点至天津英界，戈登路（十三号路）27号，清华同学会，见叶企孙，病已大愈，惟需修养。宓即宿于企孙与缜同住之室中（楼上）。” 此行使得吴宓决定去长沙，返回北平后再于11月7日到津，他的日记中又记载，“下午1:30抵天津东站，熊大缜君在站迎候，一切毫无困难。即乘六国饭店（Hotel Modern）之汽车，至法（租）界该饭店居住。……宓偕缜至清华同学会晤企孙。旋独返六国饭店”。此后他在大沽口登上轮船，辗转青岛、济南、徐州等地赶去长沙。 （三）清华毕业生苏良赫的回忆 1937年6月，1933年入学的苏良赫（1914-2007）在清华地质学系毕业，他本是天津人，彼时因家庭搬去唐山而无处居住，于是“到天津后，到日本兵尚未进驻的英租界戈登路清华同学会落脚。同学会临街，对面是一个大体育场，可以赛足球或其它球类”。他所说的“大体育场”就是天津英租界里最早的运动场——落成于1895年的“英国球场”（RECREATION GROUND）。苏良赫的回忆为确定“戈登道27号”坐落位置提供了明确的参照地标。 戈登道27号位置示意图（1930年代天津地图） 二、叶企孙与清华临时办事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图谋占领华北的阴谋昭然若揭。尽管清华已经对此有所准备，进行了一系列提前布局，但当1937年战争真正爆发后，还是显得措手不及。正在江西九江参加“庐山座谈会”的校长梅贻琦（1889-1962）无法回到北平，因此清华的千余名师生何去何从，一时间失去了方向。 叶企孙与熊大缜（1930年代） 1937年8月14日，叶企孙（1898-1977）与助教熊大缜（1913-1939）离开北平到达天津，他们此行原本是准备尽快南下的，不料，在津时，“吾得了副伤寒症，移往李大夫医院。10月初副伤寒已愈，但又得膀胱炎，原医院治不见效，于是移往清华同学会，吾请医生医治，医疗期间约为两个月”（叶企孙自述）。 叶企孙在清华同学会养病期间留影（1937年秋） 梅校长从8月底开始奉命投入长沙临时大学的组建工作。与此同时，关于清华园如何善后，如何将滞留平津的教师迁往长沙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也被纳入统筹计划之内。而重中之重，是要选择一位有能力、有影响、有担当的人物“靠前”负责这项工作，替清华校方分忧解难。于是，在天津治病的叶企孙就成了最佳人选。据其本人自己回忆，“约在10月初，清华大学在天津清华同学会成立了一个临时办事处，负责协助南下教职工购买船票等事，由我主持其事，由熊（大缜）协助”。 就这样，叶企孙被历史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戈登道27号”也将见证叶企孙与天津临时办事处书写的一系列传奇故事。 （一）协助清华教师南迁 平津沦陷后，津浦路北段铁路运输中断，清华教师欲往南方，必须从天津搭乘外国轮船，到青岛后再经胶济线、津浦路南段、陇海路，平汉路去往长沙。敌寇凶残，兵荒马乱，旅途艰险，困难重重。为了能够帮助大家尽快离开天津，脱离虎口，办事处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安排食宿，购买船票，这些具体事宜都是由熊大缜处理，是他一次次化解困难，是他一回回迎来送往。那段时间里究竟有多少清华人在他的帮助下踏上旅途，现在已无法精确统计。但从许多人的回忆中总能看到“小熊”“大缜”的影子。 在现存清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封1937年10月初从天津发到长沙的《熊大缜报告李辑祥等行期》的电报，极具代表性，全文如下： 长沙下麻园岭（22号）梅月涵先生：筱韩、仙洲、荫章灰离津；逖生、化成、明之、筱孟、约翰、继善铣离津。大缜。 熊大缜给梅贻琦的电报稿（1937年10月） 这封电报告知长沙的梅校长：李辑祥（筱韩）、刘仙洲、朱荫章、浦薛凤（逖生）、王化成、王裕光（明之）、孙国华（筱孟）、马约翰、陈继善等9位教师，分别将在10日（灰日）和16日（铣日）离津。提前预告行期是为了使校方掌握动态，以便安排到校教师的教学与生活。在浦薛凤的南迁回忆中，他曾这样记载，“盛京轮原定十六开驶，但再三延期。迟至十八日始启碇”。这与电报的信息相互印证，只不过实际离津日期被推迟了两天。 请注意，当时这些教师都是只身一人去往陌生的异乡，而他们与仍在北平家眷间的“报平安”任务也成为临时办事处的日常。仍是浦薛凤告诉我们，当他们一行人经过9天日夜奔波，于10月27日抵达长沙下榻旅馆后，他即刻“发电二：一致（天津）企孙托转各眷属，一致常熟双亲，报告托庇安抵湖南省垣”。 （二）总揽清华平津善后事务 其实，支应清华师生南下，只是临时办事处明面上的主要工作，叶企孙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是协同在北平的张子高（1886-1976）教授，全面负责留平人员，经费管理和和校产保护工作。 叶企孙在天津清华同学会（1937年） 北平沦陷后，清华设立了由45人组成的“校产保管委员会”，虽自成独立系统，但其后期人事安排是由叶企孙负责决定。这一点由1938年2月7日清华在长沙举行的第十二次校务会议的决议得到明确：“一、（略）；二、函请叶企孙先生，就北平本校保管人员任职情形全权酌定应令继续担任保管人员名单，其余应给资遣散。”1938年4月19日，第十三次校务会议又确认，“追认叶企孙先生在津所定北平本校保管员处置办法”。 财务与经费管理是校产善后管理中的重要部分。清华善后过程中究竟花了多少钱，尚未看到相关研究。但根据现有的相关史料，可以清晰看到叶企孙在“管钱”“管物”两方面的工作。 1.1937年11月19日，叶企孙函告（长沙）梅贻琦校长，“一（略）；二、保管会之用款报告于后：九至十一月共二万零十五元，其后每月约五千三百五十元（详略）；三、保管之款尚有五万二千余元；四、自九月迄今，津方共收到京湘汇款二万七千元，内有六千借给北大，津方共用去约一万六千元，余款约有五千元，债均已还清”。 2.1938年6月3日，在第十四次校务会议（昆明）上梅校长报告，“据叶先生报告，本校留存北平之校款，截至四月半止，尚存三万八千五百余元”。 3. 1938年6月17日，第十五次校务会议（昆明）议决，“一、……本校发给留平教授维持费，以发至本年七月份为止。二、本校留平各保管员……现尚实际担当保管职务者，仍照前发给维持费，并保障将来回校服务机会，其人数由叶企孙、张子高两先生酌定。三、（略）。四、本校现存平款项尚有四万余元，应保留在平之保管费用外，余款请张、叶两先生视当地情形酌量南调。五、各系存平仪器，请叶、张两先生商同各系同人，嘱存件公司设法运（香）港。六、本校移存北平城内之档案簿册现已运津，其主要文件及总结账簿，可设法抄写副本寄滇，余件均暂存津市，在张叶两先生南下前另酌托人照料”。 在将近90年之后，透过这些繁琐事项和枯燥的数字，我们可以感知，清华在遭受伤筋动骨般的劫难，经过短时间的慌乱之后，很快恢复有效的领导力，凭借广大师生的爱国情怀和优良素质，迅速投入战时教育状态。这不仅是中国知识阶层在国难当头时充分体现出的担当精神，也是后来“西南联合大学”八年艰苦办学，创造世界教育史上伟大奇迹的基本原因。而那些由叶企孙所作的具体组织工作，正是他为“科学救国，全民抗战”添加的独特注解。 三、临时办事处变身秘密联络点 1938年春天，就在天津临时办事处的工作渐近尾声之际，一场意外的变故在清华同学会悄然发生，戈登道27号悄然变身为一处抗日秘密联络点。而谁都不会料到，叶企孙、熊大缜等人的命运也将由此发生改变。 （一）熊大缜投身八路军 原来，随着平津沦陷，日寇沿津浦、平汉铁路线大举南侵，无暇顾及冀中腹地。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这一战略时机，联合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与抗日人民武装一起，于1937年秋开始在冀中平原上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冀中抗日根据地示意图 由于根据地急需医疗、通讯、军工等各类专业人才的加入，平津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开始在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大专学校“朋友圈”里，积极联络、动员爱国知识分子去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曾长期担任北平地下党负责人的辅仁大学助教张珍（1909-2004），利用其人脉关系寻找可能的对象，其中一位就是1932年由辅仁转学清华化学系的孙鲁，而孙鲁当时正患病不能前去，就在1938年春节利用回天津过年的机会，到清华同学会找到了此前本就认识的熊大缜，动员其去冀中参加抗日。熊大缜经过几天的考虑，决定前往。 叶企孙对此记忆深刻，他的回忆是，“1938年春节后，有一天，熊突然告吾，他已决定要到冀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劝阻他”。就这样，熊大缜几天后动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 1938年4月，八路军冀中军区成立，领导机关共设“司、政、供、卫”四大部。熊大缜投笔从戎后改名“熊大正”，不久他就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遂被任命为“供给部长”。 关于这段历史，当年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吕正操（1904-2009）在其晚年回忆录中有很详细的记述，对“熊大正”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说“他领导供给部，无论是在军工生产工作，还是从平津输送军需物品，都做出了显著成绩”。 摘自《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河北省委研究室编著） 无独有偶，在1939年9月《清华校友通讯》的“校友调查——服务前线的校友”栏目中，竟也非常明确地记载着：熊大缜，在冀中游击区供给部。看到这条历史信息，我多少有些诧异！原来，熊大缜去冀中参加抗日的事情在当年的清华校友圈里不是公开的“秘密”。而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个曾经闻名于清华园的“小熊”为了抗战，其实已在1939年夏天以极其壮烈的方式殉难于冀中平原！ 《清华校友通讯》中的有关记载（1939年9月） （二）叶企孙秘密支持冀中抗战 熊大缜去冀中后，叶企孙自称起初十几天“神思郁郁，心情茫然”，但到后来他选择主动协助熊大缜工作，清华临时办事处亦悄然变身为抗日秘密联络点和中转站。直到后来秘密活动引起日寇察觉，叶企孙才于1938年10月5日撤离天津去昆明。 熊大缜每次到天津筹措物资，都回到戈登道27号落脚。在这里，叶企孙安排清华化学系研究生林风（1911-2018）研制烈性炸药，制作地点是在清华早期毕业生杨锦魁（1913级）在英租界里开办的“宝华油漆厂”。为了解决冀中军区急需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叶企孙还与原天津电报局局长王若僖（1895-1946）建立联系，由其提供元器件，并派人秘密装配发报机，“装配地点在清华同学会三楼”（叶企孙语）。 在叶企孙和熊大缜的协同组织下，一批清华师生先后到冀中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这其中就包括清华物理系的仪器管理员阎裕昌（门本中）清华机械系技士胡同霖（胡大佛），汪德熙、李琳（李广信）、葛庭燧、张瑞清等人。其中，阎裕昌在1942年“反扫荡”中英勇牺牲。 阎裕昌（1896-1942） 吕正操将军对阎裕昌（门本中）印象极为深刻：“他是爆炸队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原是清华大学的技术员，到根据地后有人叫他门技师，有人叫他工程师。（后来他不幸被俘虏）敌人把他残杀了。门本中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为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的军工生产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阎裕昌的革命烈士证书（1983年） 四、戈登道27号如今在哪里 因为叶企孙，因为熊大缜，因为当年发生在这里的秘史逸闻，“戈登道27号”对于清华大学，对于天津，都有了不寻常的历史意义。当我领悟到这一点后，当然特别想知道这个特别的地标到底在哪里？ 风云变幻，时过境迁。寻找“戈登道27号”不可避免地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当年的房子还在吗？二是这处房产现在如何？ （一）当年的房子还在 回顾天津近代史，中国政府于1945年11月收回已建立80余年的英租界主权，并更改原来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路名，“戈登道”被重命名为“湖北路”，至今未再变更。那么，原来的“戈登道27号”房产是否还在？地址是否原封不动换成“湖北路27号”呢？ 湖北路两处建筑位置对比示意图 确定房产是否还在，最直接的办法是查询公安、市政、房地产等政府管理部门的历史档案，但经过多方努力尚无结果。再一个困难是至今没有见到戈登道27号的的老照片，或者当年的相关地图标注。 湖北路13-19号楼（现状） 于是只能采取“反证法”，根据亲历者回忆中的“临街”“大体育场”“三层楼”“外加地下室”，还有进门要“走上十几级台阶”等特征关键词，进行实地勘察。2024年4月24日，经过我的实地比对，发现只有“湖北路13-19号”的建筑形式与特征完全符合，且在周边建筑中具有唯一性。由此可推定，当年的清华天津同学会就设在这幢建筑中。而现在的“湖北路27号”是天津艺术研究所，无论是位置，还是建筑形态都不符合比对要素，故可以排除。 （二）4个门牌号哪一个对应“27号” 经过反复观察发现，“湖北路13-19号”原来是一幢带凸窗的英国维多利亚式联体建筑，由4个独立单元，2-2对称组合而成，每个门牌号独门独户，从地下室到三层共有四层空间，内部至少有7个房间。问题来了，13、15、17、19四个门牌号哪一个对应当年的“27号”呢？ 湖北路13-19号楼的凸窗（局部） 阎裕昌烈士当年不止一次到过“戈登道27号”，根据其后代的相关回忆与描述，清华同学会进门后“一楼右手第一间临街是会议室”。这个特征符合建筑最右面19号单元的特征，而最左面13号单元在建筑平面上是（左手）反向的。 湖北路建筑的卫星位置示意图 结合近年来天津“五大道”历史风貌区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当年的“戈登道27号”就是如今的“湖北路19号”，当然更希望能有确凿的历史档案资料给予结论支撑或者修正。 五、结论 关于天津湖北路上这座英式建筑的变迁，至今我们尚未知晓详情。但其寿命，即使从1933年清华同学会驻在这里起算，也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可以确定的事，从1937年秋天开始，这里曾经演绎了一段足以使其青史留名的抗战传奇。 今天，我们探究发生在88年前发生在天津的一段清华秘史，源于对历史应有的尊重，源于对所有为抗战胜利作出牺牲与贡献的英雄和普通人相同的敬仰。在追寻、挖掘历史真相中，汲取文明与进步的能量，我们孜孜以求，乐此不疲。惊喜，或许明天又会出现…… （2025/8/16 修订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1. 虞昊、黄延复，《中国科技的基石》，2000年版 2. 吴宓，《吴宓日记》，1998年版 3.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2009年版 4. 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1988年版 5. 沈亚明，《沈仲章与居延汉简——从北平到天津》，2023年版 作者简介 袁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75级校友，人生多有跨界，兴趣爱好广泛，文笔朴实耐看。退休后专注于文史研究，多篇成果被国家级、省市级以及清华大学媒体刊发。2023年，被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聘为“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特邀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