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市政府门户网站
文/袁 帆
“天津英租界”（ British concession in Tientsin，BCT），一个浓缩了中国近代史的概念；“戈登道27号”(No.27 Gordon road)，一个富有时光感的旧时地址。当二者一起叠加在“1937”的历史天幕之上，却成为一段清华抗战秘闻的代名词。
一、清华天津同学会在哪里
从1911年清华学堂开始，清华建校已经超过114年，而成立于1913年的清华校友总会几乎与清华同龄。从1920年代初期开始，清华毕业生集中的华北、上海、广州等地开始建立同学会分支机构，清华天津同学会由此应运而生。
在1933年、1937年清华大学编发的《清华同学录》中，天津同学会的地址都是“天津英租界戈登路27号”。这是今天能看到的清华校方早期记载。
英租界地块及道路示意图（红圈处为戈登道）
在早期清华校友的“天津”记忆中，“戈登路”或“十三号路”屡有出现。天津英租界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租界内部共有74条编号道路，其中十三号路对应的名称是“戈登道”（亦称：戈登路），因此二者表示的是同一条道路。
（一）清华政治系教授浦薛凤的回忆
1937年8月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在北平的清华教授分头前往。1937年10月14日，浦薛凤（1900-1997）等人同路赴天津乘轮船南下。他在后来回忆录中记载，“黎明即起……至前门车站。车开后每站必停，幸坐头等，未盘问，未检查。黄昏时候，车抵天津车站（共行九小时）。……大缜在站外相迎。遂雇车至法界六国饭店。随即结伴到紫竹林夜膳。……晚饭后到英租界十三号路廿七号访企孙，尚卧床修养，病况尚未痊退”。
（二）清华外文教授吴宓的回忆
吴宓（1894-1978）在1937年10月26日，曾从北平专程赴津，探望因病滞留的叶企孙，并商讨去长沙任教的事宜。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下午2点至天津英界，戈登路（十三号路）27号，清华同学会，见叶企孙，病已大愈，惟需修养。宓即宿于企孙与缜同住之室中（楼上）。”
此行使得吴宓决定去长沙，返回北平后再于11月7日到津，他的日记中又记载，“下午1:30抵天津东站，熊大缜君在站迎候，一切毫无困难。即乘六国饭店（Hotel Modern）之汽车，至法（租）界该饭店居住。……宓偕缜至清华同学会晤企孙。旋独返六国饭店”。此后他在大沽口登上轮船，辗转青岛、济南、徐州等地赶去长沙。
（三）清华毕业生苏良赫的回忆
1937年6月，1933年入学的苏良赫（1914-2007）在清华地质学系毕业，他本是天津人，彼时因家庭搬去唐山而无处居住，于是“到天津后，到日本兵尚未进驻的英租界戈登路清华同学会落脚。同学会临街，对面是一个大体育场，可以赛足球或其它球类”。他所说的“大体育场”就是天津英租界里最早的运动场——落成于1895年的“英国球场”（RECREATION GROUND）。苏良赫的回忆为确定“戈登道27号”坐落位置提供了明确的参照地标。
戈登道27号位置示意图（1930年代天津地图）
二、叶企孙与清华临时办事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图谋占领华北的阴谋昭然若揭。尽管清华已经对此有所准备，进行了一系列提前布局，但当1937年战争真正爆发后，还是显得措手不及。正在江西九江参加“庐山座谈会”的校长梅贻琦（1889-1962）无法回到北平，因此清华的千余名师生何去何从，一时间失去了方向。
叶企孙与熊大缜（1930年代）
1937年8月14日，叶企孙（1898-1977）与助教熊大缜（1913-1939）离开北平到达天津，他们此行原本是准备尽快南下的，不料，在津时，“吾得了副伤寒症，移往李大夫医院。10月初副伤寒已愈，但又得膀胱炎，原医院治不见效，于是移往清华同学会，吾请医生医治，医疗期间约为两个月”（叶企孙自述）。
叶企孙在清华同学会养病期间留影（1937年秋）
梅校长从8月底开始奉命投入长沙临时大学的组建工作。与此同时，关于清华园如何善后，如何将滞留平津的教师迁往长沙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也被纳入统筹计划之内。而重中之重，是要选择一位有能力、有影响、有担当的人物“靠前”负责这项工作，替清华校方分忧解难。于是，在天津治病的叶企孙就成了最佳人选。据其本人自己回忆，“约在10月初，清华大学在天津清华同学会成立了一个临时办事处，负责协助南下教职工购买船票等事，由我主持其事，由熊（大缜）协助”。
就这样，叶企孙被历史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戈登道27号”也将见证叶企孙与天津临时办事处书写的一系列传奇故事。
（一）协助清华教师南迁
平津沦陷后，津浦路北段铁路运输中断，清华教师欲往南方，必须从天津搭乘外国轮船，到青岛后再经胶济线、津浦路南段、陇海路，平汉路去往长沙。敌寇凶残，兵荒马乱，旅途艰险，困难重重。为了能够帮助大家尽快离开天津，脱离虎口，办事处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安排食宿，购买船票，这些具体事宜都是由熊大缜处理，是他一次次化解困难，是他一回回迎来送往。那段时间里究竟有多少清华人在他的帮助下踏上旅途，现在已无法精确统计。但从许多人的回忆中总能看到“小熊”“大缜”的影子。
在现存清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封1937年10月初从天津发到长沙的《熊大缜报告李辑祥等行期》的电报，极具代表性，全文如下：
长沙下麻园岭（22号）梅月涵先生：筱韩、仙洲、荫章灰离津；逖生、化成、明之、筱孟、约翰、继善铣离津。大缜。
熊大缜给梅贻琦的电报稿（1937年10月）
这封电报告知长沙的梅校长：李辑祥（筱韩）、刘仙洲、朱荫章、浦薛凤（逖生）、王化成、王裕光（明之）、孙国华（筱孟）、马约翰、陈继善等9位教师，分别将在10日（灰日）和16日（铣日）离津。提前预告行期是为了使校方掌握动态，以便安排到校教师的教学与生活。在浦薛凤的南迁回忆中，他曾这样记载，“盛京轮原定十六开驶，但再三延期。迟至十八日始启碇”。这与电报的信息相互印证，只不过实际离津日期被推迟了两天。
请注意，当时这些教师都是只身一人去往陌生的异乡，而他们与仍在北平家眷间的“报平安”任务也成为临时办事处的日常。仍是浦薛凤告诉我们，当他们一行人经过9天日夜奔波，于10月27日抵达长沙下榻旅馆后，他即刻“发电二：一致（天津）企孙托转各眷属，一致常熟双亲，报告托庇安抵湖南省垣”。
（二）总揽清华平津善后事务
其实，支应清华师生南下，只是临时办事处明面上的主要工作，叶企孙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是协同在北平的张子高（1886-1976）教授，全面负责留平人员，经费管理和和校产保护工作。
叶企孙在天津清华同学会（1937年）
北平沦陷后，清华设立了由45人组成的“校产保管委员会”，虽自成独立系统，但其后期人事安排是由叶企孙负责决定。这一点由1938年2月7日清华在长沙举行的第十二次校务会议的决议得到明确：“一、（略）；二、函请叶企孙先生，就北平本校保管人员任职情形全权酌定应令继续担任保管人员名单，其余应给资遣散。”1938年4月19日，第十三次校务会议又确认，“追认叶企孙先生在津所定北平本校保管员处置办法”。
财务与经费管理是校产善后管理中的重要部分。清华善后过程中究竟花了多少钱，尚未看到相关研究。但根据现有的相关史料，可以清晰看到叶企孙在“管钱”“管物”两方面的工作。
1.1937年11月19日，叶企孙函告（长沙）梅贻琦校长，“一（略）；二、保管会之用款报告于后：九至十一月共二万零十五元，其后每月约五千三百五十元（详略）；三、保管之款尚有五万二千余元；四、自九月迄今，津方共收到京湘汇款二万七千元，内有六千借给北大，津方共用去约一万六千元，余款约有五千元，债均已还清”。
2.1938年6月3日，在第十四次校务会议（昆明）上梅校长报告，“据叶先生报告，本校留存北平之校款，截至四月半止，尚存三万八千五百余元”。
3. 1938年6月17日，第十五次校务会议（昆明）议决，“一、……本校发给留平教授维持费，以发至本年七月份为止。二、本校留平各保管员……现尚实际担当保管职务者，仍照前发给维持费，并保障将来回校服务机会，其人数由叶企孙、张子高两先生酌定。三、（略）。四、本校现存平款项尚有四万余元，应保留在平之保管费用外，余款请张、叶两先生视当地情形酌量南调。五、各系存平仪器，请叶、张两先生商同各系同人，嘱存件公司设法运（香）港。六、本校移存北平城内之档案簿册现已运津，其主要文件及总结账簿，可设法抄写副本寄滇，余件均暂存津市，在张叶两先生南下前另酌托人照料”。
在将近90年之后，透过这些繁琐事项和枯燥的数字，我们可以感知，清华在遭受伤筋动骨般的劫难，经过短时间的慌乱之后，很快恢复有效的领导力，凭借广大师生的爱国情怀和优良素质，迅速投入战时教育状态。这不仅是中国知识阶层在国难当头时充分体现出的担当精神，也是后来“西南联合大学”八年艰苦办学，创造世界教育史上伟大奇迹的基本原因。而那些由叶企孙所作的具体组织工作，正是他为“科学救国，全民抗战”添加的独特注解。
三、临时办事处变身秘密联络点
1938年春天，就在天津临时办事处的工作渐近尾声之际，一场意外的变故在清华同学会悄然发生，戈登道27号悄然变身为一处抗日秘密联络点。而谁都不会料到，叶企孙、熊大缜等人的命运也将由此发生改变。
（一）熊大缜投身八路军
原来，随着平津沦陷，日寇沿津浦、平汉铁路线大举南侵，无暇顾及冀中腹地。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这一战略时机，联合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与抗日人民武装一起，于1937年秋开始在冀中平原上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冀中抗日根据地示意图
由于根据地急需医疗、通讯、军工等各类专业人才的加入，平津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开始在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大专学校“朋友圈”里，积极联络、动员爱国知识分子去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曾长期担任北平地下党负责人的辅仁大学助教张珍（1909-2004），利用其人脉关系寻找可能的对象，其中一位就是1932年由辅仁转学清华化学系的孙鲁，而孙鲁当时正患病不能前去，就在1938年春节利用回天津过年的机会，到清华同学会找到了此前本就认识的熊大缜，动员其去冀中参加抗日。熊大缜经过几天的考虑，决定前往。
叶企孙对此记忆深刻，他的回忆是，“1938年春节后，有一天，熊突然告吾，他已决定要到冀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劝阻他”。就这样，熊大缜几天后动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
1938年4月，八路军冀中军区成立，领导机关共设“司、政、供、卫”四大部。熊大缜投笔从戎后改名“熊大正”，不久他就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遂被任命为“供给部长”。
关于这段历史，当年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吕正操（1904-2009）在其晚年回忆录中有很详细的记述，对“熊大正”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说“他领导供给部，无论是在军工生产工作，还是从平津输送军需物品，都做出了显著成绩”。
摘自《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河北省委研究室编著）
无独有偶，在1939年9月《清华校友通讯》的“校友调查——服务前线的校友”栏目中，竟也非常明确地记载着：熊大缜，在冀中游击区供给部。看到这条历史信息，我多少有些诧异！原来，熊大缜去冀中参加抗日的事情在当年的清华校友圈里不是公开的“秘密”。而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个曾经闻名于清华园的“小熊”为了抗战，其实已在1939年夏天以极其壮烈的方式殉难于冀中平原！
《清华校友通讯》中的有关记载（1939年9月）
（二）叶企孙秘密支持冀中抗战
熊大缜去冀中后，叶企孙自称起初十几天“神思郁郁，心情茫然”，但到后来他选择主动协助熊大缜工作，清华临时办事处亦悄然变身为抗日秘密联络点和中转站。直到后来秘密活动引起日寇察觉，叶企孙才于1938年10月5日撤离天津去昆明。
熊大缜每次到天津筹措物资，都回到戈登道27号落脚。在这里，叶企孙安排清华化学系研究生林风（1911-2018）研制烈性炸药，制作地点是在清华早期毕业生杨锦魁（1913级）在英租界里开办的“宝华油漆厂”。为了解决冀中军区急需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叶企孙还与原天津电报局局长王若僖（1895-1946）建立联系，由其提供元器件，并派人秘密装配发报机，“装配地点在清华同学会三楼”（叶企孙语）。
在叶企孙和熊大缜的协同组织下，一批清华师生先后到冀中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这其中就包括清华物理系的仪器管理员阎裕昌（门本中）清华机械系技士胡同霖（胡大佛），汪德熙、李琳（李广信）、葛庭燧、张瑞清等人。其中，阎裕昌在1942年“反扫荡”中英勇牺牲。
阎裕昌（1896-1942）
吕正操将军对阎裕昌（门本中）印象极为深刻：“他是爆炸队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原是清华大学的技术员，到根据地后有人叫他门技师，有人叫他工程师。（后来他不幸被俘虏）敌人把他残杀了。门本中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为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的军工生产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阎裕昌的革命烈士证书（1983年）
四、戈登道27号如今在哪里
因为叶企孙，因为熊大缜，因为当年发生在这里的秘史逸闻，“戈登道27号”对于清华大学，对于天津，都有了不寻常的历史意义。当我领悟到这一点后，当然特别想知道这个特别的地标到底在哪里？
风云变幻，时过境迁。寻找“戈登道27号”不可避免地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当年的房子还在吗？二是这处房产现在如何？
（一）当年的房子还在
回顾天津近代史，中国政府于1945年11月收回已建立80余年的英租界主权，并更改原来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路名，“戈登道”被重命名为“湖北路”，至今未再变更。那么，原来的“戈登道27号”房产是否还在？地址是否原封不动换成“湖北路27号”呢？
湖北路两处建筑位置对比示意图
确定房产是否还在，最直接的办法是查询公安、市政、房地产等政府管理部门的历史档案，但经过多方努力尚无结果。再一个困难是至今没有见到戈登道27号的的老照片，或者当年的相关地图标注。
湖北路13-19号楼（现状）
于是只能采取“反证法”，根据亲历者回忆中的“临街”“大体育场”“三层楼”“外加地下室”，还有进门要“走上十几级台阶”等特征关键词，进行实地勘察。2024年4月24日，经过我的实地比对，发现只有“湖北路13-19号”的建筑形式与特征完全符合，且在周边建筑中具有唯一性。由此可推定，当年的清华天津同学会就设在这幢建筑中。而现在的“湖北路27号”是天津艺术研究所，无论是位置，还是建筑形态都不符合比对要素，故可以排除。
（二）4个门牌号哪一个对应“27号”
经过反复观察发现，“湖北路13-19号”原来是一幢带凸窗的英国维多利亚式联体建筑，由4个独立单元，2-2对称组合而成，每个门牌号独门独户，从地下室到三层共有四层空间，内部至少有7个房间。问题来了，13、15、17、19四个门牌号哪一个对应当年的“27号”呢？
湖北路13-19号楼的凸窗（局部）
阎裕昌烈士当年不止一次到过“戈登道27号”，根据其后代的相关回忆与描述，清华同学会进门后“一楼右手第一间临街是会议室”。这个特征符合建筑最右面19号单元的特征，而最左面13号单元在建筑平面上是（左手）反向的。
湖北路建筑的卫星位置示意图
结合近年来天津“五大道”历史风貌区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当年的“戈登道27号”就是如今的“湖北路19号”，当然更希望能有确凿的历史档案资料给予结论支撑或者修正。
五、结论
关于天津湖北路上这座英式建筑的变迁，至今我们尚未知晓详情。但其寿命，即使从1933年清华同学会驻在这里起算，也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可以确定的事，从1937年秋天开始，这里曾经演绎了一段足以使其青史留名的抗战传奇。
今天，我们探究发生在88年前发生在天津的一段清华秘史，源于对历史应有的尊重，源于对所有为抗战胜利作出牺牲与贡献的英雄和普通人相同的敬仰。在追寻、挖掘历史真相中，汲取文明与进步的能量，我们孜孜以求，乐此不疲。惊喜，或许明天又会出现……
（2025/8/16 修订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1. 虞昊、黄延复，《中国科技的基石》，2000年版
2. 吴宓，《吴宓日记》，1998年版
3.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2009年版
4. 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1988年版
5. 沈亚明，《沈仲章与居延汉简——从北平到天津》，2023年版
作者简介
袁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75级校友，人生多有跨界，兴趣爱好广泛，文笔朴实耐看。退休后专注于文史研究，多篇成果被国家级、省市级以及清华大学媒体刊发。2023年，被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聘为“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特邀顾问。
粤公网安备
44070302000670
55325
26
81661
65
27278
57
56739
39
82341
76
76975
30
41369
36
15
86555
41
54104
89
35647
71
56385
30
41313
78
32898
22
27898
66
23199
23
27486
20
71
60026
23536
28
70585
36
26965
31
43546
36
57369
88
71569
86434
24183
29
77010
36
63529
62
72233
46
15
72793
83
16687
36
19159
73
19363
72
33588
60
47
41437
22
77936
44
66723
10153
50
55379
49887
27
71219
73
28951
80
12929
15
53802
75
57
29
39572
55
57296
30
18560
15
24
33